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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的民族,有着她过去光辉灿烂的一页,而她过去的辉煌又主要是靠汉字——确切地说,应该是繁体字一一流传下来的,繁体字与历史文化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这种牢不可破的结合又赋予繁体字某种特殊的意义,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名词,象征着五千年的古国文明,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象征着民族的团结,象征着悠久灿烂的文化。 
        同时,汉字又是美学的对象,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相继创造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多种字体,发展了书法艺术、篆刻艺术、解字游戏,促进了国画艺术,使人们获得很大的美学享受和精神享受,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高大的美学形象,形成了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审美心理。 
        汉语社团的成员由于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在审美心理上逐渐达成以汉字尤其是繁体字为亲、为美、为不怪,而以其他文字为疏、为怪、为不美。一个象征心理,一个审美心理,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巨大的引力,人们是很难摆脱繁体字的诱惑的。拿最初用惯了繁体字而后来改用简化字的前辈们来说,他们见到繁体字自有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时似的喜悦,他们自然不会拒绝繁体字的使用,犹如筷子刀叉之于我们,我们倒更宁愿使用筷子一样,除了习惯,其中还有情感的因素,情人眼里出西施,更何况繁体字本身就很美呢!  
        对于年青的一代来说,他们长期生活在高度的现代文明中,也正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高度的现代文明中,繁体字本身所散发出的古典美就更具魅力,这种魅力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出于对美的追求,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会接受繁体字。当然,现在使用繁体字并非都源于对美的追求,那种极力附会风雅,但又苦于无法像古人那样吟诗填词作赋,于是只好借助一二繁体字来显示自己学问的,也不乏其人,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 
        其次,跟书法艺术有关。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在诉诸人类理智的同时,她又具有美感,诉诸人类的感情和对美的感受。有“熏陶后一代手眼胸怀”之谓的汉字书法就是如此,是写出来的艺术,浓缩着千姿百态的美,人们从中可以领略到无穷无尽的享受与乐趣。她所造成的影响,波及四海,经久未衰。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字像汉字这样成为一种地位很高的艺术对象,可以这么说,只要汉字存在一天,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她的影响就绝不会消失。汉字书法艺术的这种影响,又主要是通过历代名士大家的法帖来完成的,于是人们纷纷摹仿之,效法之。 
        从字体上看,繁简明确区分始于一九五六年,之前主要是繁体,而法帖又多是在这以前产生的,法帖中所辑的字自然也就以繁体为主了。人们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就承传了繁体字,以致在自己书写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写出繁体字来。本来,作为书法艺术,繁体字也好,缺笔少画的生造字也好,都无可非议,因为此时往往更侧重汉字形式上的美,而很少顾及到她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的意义表达。但在书法艺术的影响下,有的人一味地将某些字写成繁体,是由于他们只知道摹仿照搬,没有分清繁简字的现时功用与不同使用场合造成的。 
        繁体字的复兴还跟港澳台胞及外籍华人使用繁体字有关。出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港澳台湾同胞及外籍华人长期被隔绝在我国大陆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民族感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愿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民族感和区别于其他民族愿望的形成又必须依赖于共同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重要是由于她和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面相关,最深刻地反映着该民族的特征,她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和人们区别不同民族时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对港澳台胞及外籍华人来说,繁体字就是如此,他们一生下来就孕育其中并时刻在使用着这种媒介,从而产生了感情,使他们觉得自己跟繁体字分不开,繁体字成了标识他们华人身份的一种标志,并且认为繁体字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最能表达感情,因此更乐意使用繁体字,而往往不想用他们业己掌握的其他文字,就是大陆推行的简化字,对他们也没造成什么影响。 
        目前,在经济上大陆远不如港澳台地区及很多西方国家发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量洋时髦的东西涌入中国,以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某些国家为背景的繁体字也重新进入到大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雄厚经济实力等因素的促成下,繁体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心理上的优势,以致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仿佛她己不再是大陆土生土长的,而是通体散发着洋味的舶来品,就像汉语拼音在某些人心目中己变成了洋文一样,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爱戴若斯,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简化字腹背受敌,在内外夹击下,简化字也就不得不放弃部分阵地了。在导致当前社会用字繁化的诸多因素中,这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 
        以上种种,似乎又可以归结为人们对繁简字的一种不同信任度,反映出了人们在繁简字价值取向上的摇摆游移。但这实在是怨不得人们。作为交际工具,似乎是越简便越好,但这也只是从认知、接受的角度,这一点上简化字确实占有明显的优势:如果换成使用的角度,情况就要复杂多了,因为其中还有一个文字形式与信息量匹配的问题。速记符号不可谓不简单了,比起简化字来说还要简单些,如果说简单就意味着好,那么按理是完全可以取代现行汉字的,但就是无法取代现行汉字,原因也正是因为它形式过于简单,与信息量匹配得不好以后,反倒不易辨认、容易出错造成的。又比如计算机里面的汉字编码,似乎也是越简单越好,问题是随着简单程度的增加,重码率也会增加,为了识别,又不得不新加上一些识别码,反而复杂了,简单同样得有个度,说到底,同样是由形式与信息量的匹配状态决定的。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调整其形式与信息量的匹配,以求得一种最佳状态。汉字的简化,实际上都是一种状态的调整。但是,调整前后的繁简字各有优劣:笔画过多,不利于学习书写:笔画过少,又不利于表达使用。哪种匹配才是最佳状态?谁也无法断言。不然的话,当初大力推行简化字的时候,也就不会部分保留繁体字的使用场合,以致出现今天这种繁简字并行的局面了。 
        简化字就绝对地好么?好像也不是。我们在使用简化字书写古文的时候往往都有这样的感觉,总觉得别扭,不大对劲,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缺少的是不是信息量姑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只能是因为简化字的使用造成的。现今的语言学理论其中有相当成分不过是假说,是主体意识的外化,其中渗透着分析者的主观想象。对繁简字的评价也不例外,人们自然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繁简字中的任何一种想一统天下都是不可能的。 
        当前社会用字繁化是一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原因除上面谈到的外,还有其他一些。比如有的就可以归结为一种逆反心理、求异心理:你叫写简化字,我偏要用繁体字;你们用简化字,为了表明我的与众不同,我就是要用繁体字。同时,这跟当前的语言文字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在大力推行简化字的同时,并不是简单地让简化字取代繁体字,而是仍旧保留了繁体字的部分使用场合,造成了繁简字并存这样一个局面。繁简字的使用场合虽然有所区分,但约束引导得不够,听之任之惯了,人们也就乐得随意为之了。 
        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 
        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 
        在大家对简单就是美这个论调大加赞赏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无意中加深了我们和我们的同胞之间造成的隔阂越加深重呢?试问谁还敢同一个肆意改变自己姓名,涂抹自己形象的人交往?谁还敢和一个不尊重自己文化之根的人统一认识?一个民族被政治刻意分化扭曲,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这些事情就算在清朝也没有发生过,满州人是搞过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扬州十日,嘉靖三屠,可是他们没敢动我们的文化,相反他们被我们的文化融合,而我们自己呢?为了新中国。义务反顾的屠灭自己的文化根基,肆意对文字离谱的篡改,严重影响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混乱无序,而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也不能不说和这些有一定的关系。 
        相信大家看的很累了,作为一个对祖国文化深深热忱和怀恋的中国人,我只是想建议大家放弃改变对方看法的观念,汉字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创造和发展,经过了5000年的演变,由繁趋简,由简趋繁,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能么简单,也不可能被人为的破坏和改变,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相信不管怎样改,中华文化的根基永远扎根于我们的心中。古老而瑰丽多彩的华夏文化绝对不会被岁月磨灭。  
        虽然我对中国那段历史没有前辈那样了解,但我觉得把繁体汉字改为简体汉字这件事本身,其政治色彩已经超越了汉字改革的本身意义,更何况在后来实际应用中,已经证明了繁改简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而现在回去再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热衷于中国千年朝代变迁历史的统治者,也同样关心自己将来在历史上占有的位置.而除了夺取政权能留名千秋,剩下的就应该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从这层意义上分析,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来排除异己这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但今天我们不要忽视的是,历史往往是由真理和民众来书写.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后来的文字狱史,都提醒着后人;只有顺历史潮流而动,国家民族才能兴旺,中华文明才会灿烂.反之;则会被历史所唾弃.  
        不为自己下一代着想的正是您啊,不要本末倒置,黑白颠倒好吗?支持将汉字拼音化,和片面简体化就是毁灭我们的未来,说拼音文字利于民族发展是以前的论调,但经过时间的考证,这很有可能造成民族的分裂。对于拼音化,也就是拉丁化,其实是我们历史革命中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种政治需要,绝对不符合历史自然发展。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这段时间里,汉字从繁体字改变成简化字并不是语言文字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社会、“唯西方文明是从”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这种从思想理念到语言文字的“西化”思潮的真正目的是:不仅要把汉字从繁体到简化,而且还要把简化字最终变成拼音化--拉丁化的文字。 
        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大学问家,大文学家,汉文字学家,甚至一些伟人都明确地表明汉字简化的“归宿”是“拼音化”--将我们的方形的象形文字变成汉语拼音。 
        比如鲁迅说:学习汉字耗时费事,“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与谋财害命”。又说,拉丁化“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写得出。”钱玄同则提出了著名的“废汉字”【1920年《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的口号,他说--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素与鲁迅唱反调的胡适不但支持鲁迅跟钱玄同,他还说:简化--“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一桩过渡的改革”。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的方向。” 
        在当时革命形式的需要下,为了新民主主义运动,能么象征旧和保守的繁体汉字最后的结局就是“必亡”,因此其后的国民党政府也开始着手改革汉字,简化汉字,准备将繁体汉字埋入坟墓,而希望拉丁化中文,就象您一样,为了书写简便,孩子看的清楚,不累。。。这些另人捧腹的高论,殊不知,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文化浩劫。 
        从人类漫长的语言发展的速度来看,一种语言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另一种语言。有几个例子,一个是今天的欧洲人已经不能与他们说拉丁语的祖先交谈了;一个是中国满族语言文字的例子:大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到现在,绝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不会使用他们的语言文字了,汉字跟汉语替代了他们的原有的语言,满文化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需要考证的历史现象了。 
        语言文字变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征服者”的出现(也有“被征服者”出现成为语言突变的情况:如满族是统治者,反被汉文化同化而失去语言文字的例子):征服者通常在物质力量(军事和经济)上占据优势,并以强硬的手段推行他们的语言。这个情况过往与现代都有。“说印欧语的征服者到达伊朗和印度对达罗毗查语起了怎样的作用……欧洲的凯尔特征服者们似乎有过同样的情况。在西欧的英格兰,凯尔特人所强加的语言后来又让位给了拉丁语;而在英国,拉丁语后来又被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的语言所替代……”。 
        不过现代的历史稍有不同,现代的征服者不一定使用军队的铁蹄,他们使用的是科学与技术的手段--其特点是被征服者自动缴械,自动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正是中国近百年前发生的事情,用清末民初改革家梁启超的一句有关“人种优劣”的话作“文字优劣”的对仗便是:“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种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若按此论,中国人除了语言文字不行以外,连是中国人种都感到羞辱了;那么我们黄皮肤的是否应该进行人种“漂白”呢?不过漂了白以后也未见得能成为盎克鲁-撒克逊人(即当今的英、美白人大类),最有可能的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从纯科学的角度而论,语言文字不适用在生物学上出现的“进化”规律,所以语言文字没有“进步”与“落后”之说。从这个科学的维度来看,我们现行的汉字并不是古汉字的进步。而“拉丁化的中文比象形汉字更先进”之说就更缺乏理论方面的依据。1969年美国教授阿瑟-詹森(Arthur Jenson)说,“在美国白人和黑人间所观察到的智商的区别,白人大约多15分。(以100做标准)。”这个说法出来后,立刻被种族主义者所利用。当然后来这个说法被否定,除了各种原因外,是由于在70年代末期,科学家还发现“日本人的平均智商比美国人高11分,很接近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智商差距,即15分左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人和美国白人间的差异是遗传性的还是环境性的?……一个也许并不明显的事实是:从我研究不多的日本文字中看出(大部分与中国文字相同,是从中国文字派生出来的),要学会它显然需要努力记忆和灵活分析,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得到的好处可能也是相当可观的。你的智商也是,而且主要恐怕是取决于你准备对需要专心和动脑子的学习问题和实际问题付出了多少努力,上海郭可教授于90年代提出的西方语言是左脑文字,中文是左右脑并用的“复脑文字”。 
        安子介先生是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的知识不全在对语言学本身上,而更多的在他能熟练地讲英、日、法、德跟西班牙语五种外语方面。他对汉字简化最后“拉丁化”(即拼音化)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他说过一句:“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的话。 
        安先生在他出版的《解开汉字之谜》与过往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中,强调了几点:一,秦朝用小篆统一文字,是由于战国时期虽然小国遍布,但是大家都使用汉字,所以才能统一得起来。而且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二,汉字有奇特的承传功能,它将中国的古代文化承传给后代,如我们的经典《易经》《论语》《道德经》等。三,有了汉字,能团结中国;没有了汉字,就会分裂中国。汉字的拉丁化、用拼音来替代方块字,其结果是你说你的方言,就用你的那套拉丁拼音;我说我的方言,就用我的那套拉丁拼音;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将四分五裂,将出现江苏国,广东国……。安子介先生还说,日本与韩国都在近代史上有过以拼音取代汉字的情况,但是都半途而废了。他指出,欧洲现今分裂成众多的国家,语言不统一是原因之一。连我们的邻邦印度都意识到了文字不同所带来的危险;曾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过一句:“语言既是团结的因素也是分裂的因素--印度由于语言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 
        古代的巴比伦的遗址位于巴格达以南八十公里处,在今天的语言里,这座城市被称为巴比拉尼(Babilani),意思为“天神之门”……后世称作巴比伦塔。这是一座七层的金字塔形的神庙,有九十多米高。《圣经》上说,巴比伦人想建立一个有一座通天塔的强大城市。上帝不喜欢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决定阻止它。于是,上帝让所有的建筑工人说不同的语言,结果造成的混乱使得建塔成为泡影 
        有些人说:汉字的简化字(甚至拼音化)会使得外国人学习汉字比原来容易许多。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缺乏证据的。作为外国人,中国老师教他们什么他们就学什么,并无简繁之分。真正令他们困惑的是我们有两套文字:当他们花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终于学会了一种以后,突然发现看另一种时几乎又成了文盲!他们不但很愤怒,而且觉得受了欺骗。 
        那么“从繁到简者”会为他们失去的部分而遗憾;“从简到繁者”会为他们获得“补充”而欣喜,如: 
        爱-爱:原来是爱从心起,简化后爱只余下朋友之情了。 
        國-国:原来是金戈在手,众人一口,方可卫国;现在是象征财富的玉石。 
        開-开:原来是门下的动作,简化后门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附鄢? 
       龍-龙:原来是银鳞片片,一付英雄的气概,简化后褪了铠甲,所以龙气全无。 
        龜-龟:原来是古占,龟壳占卜后有各种图案出现。简化后成了半鱼半蝎。 
        不过总的来说,由于有文化的间隔感,外国学生通常更喜欢学带有更多文化信息的繁体字,而并不介意多写一些笔画。 
       可以这样说,汉字系统完好无损地得保存了数千年是一个文明的奇迹;而在这个意义上,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汉字所揭示的秘密,具有上古时期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为世界保存了一幅古代人类活动的全景图,汉字承传的巨大信息为研究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人文资料。 
        比如: 
        取--左部为耳,右部的“又”是右手三个指头的变形,其意为,在远古的战争中,要用手(通常是右手)拿下敌人的左耳为立功的证据;而古印地安人有此习俗。 
        武--是由左下与右上两部合成,左下是止的变形【一说脚趾】,右上是一种武器“戈”的变形;两个组合后,《说文》的作者许慎解释为:能够制止大动干戈者,才是“有武”的表现。以“脚趾”说,则是表示--“有力量”是“需携带武器并行进的”(类似武装操练或军事演习),惟此方能使敌人震慑--古埃及的贤明帝王也有具有同样的睿智。 
        靈--由雨、三个口与巫上、中、下叠成。这是上古时期求雨的情况。巫师在地上做法,调动百姓祈祷,于是众口乞求,其声音可以使在天庭掌管降雨的神明放下甘露来。这般的祈祷方式遍及世界各地人类的祖先。 
        汉字自古而今逐渐简化是物竞天择;但是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出的“文字革命”是两回事:他们近百年来强行推动汉字简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汉字“拉丁化”。我们目前使用的简化字系统只是一个通向拉丁化的“中途岛”。 
        客观地说,汉字从古至今从笔画上是简单化,而不是单纯而片面的简化,从字形上是方块化:正如很多文字专家所说,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字史来看,汉字一直在简化和繁化之间螺旋上升,从甲骨文到金文的简化,又简化到大篆,再简至秦代的小篆。由小篆到汉代的隶书,不但是简化,而且是“横矩形化”;这段历史被文字家称颂为“隶书革命”;到了魏、晋、南北朝,又从“方块化”到楷书,以至再简化到行书、草书以及间于二者的行草体。 
        汉字从古至今有很多减少,其中之一是笔画的减少,在一是实用字的减少。汉字的劣势是复杂难学,但是同时也是优势,学习繁体汉字对孩子是一个严格的文化、历史、哲学、美术、声乐的训练。汉字的信息化赋予了它新的生命,而使用政治强推的简体汉字则直接割裂了我们下一代和祖国文化的脐带,为了我们的革命性造就出一批批富有攻击力和杀伤力的文化盲流,对自己的文化片面无知,大加亵渎诽谤。 
        汉字总体数量与使用频率之间的矛盾不独在汉字系统中出现,在其他语言文字中都有。就拿较为人所熟悉的英语来说,莎士比亚在十六世纪使用的英文词汇就远远高于现代的英国人。 
        从现在得到的史料,汉字(单字)最多的时候,即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达到了48000余个,超过了康熙55年《康熙字典》收的47035个汉字的记录,而我们现代的《辞海》收字为14872个,这个情况说明汉字的常用字远少于其总数,语言其交流的功能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下自动地减少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程度。 
        按照统计学,《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收了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共3500字。即使是专门搞文学的人,能够使用4000个汉字已经算是用字很丰富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最多使用汉字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十分之九都是束之高阁的生僻字。 
        一个字的用与不用虽说是取决于字本身的实用性而与字的难易度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但同时也有一个教育的问题。如果自幼受到过严格的经典训练,我们在成人以后,就能较广泛、较自由、幅度较大地使用汉字。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红楼梦》,它的文字丰富多彩,语言生动鲜活,而没有较大的字库是绝难达到的;近代的梁启超根徐志摩的作品也是如此。 
        照理说,通常汉字中常用字只有3500个,所以学习这样一个数量的汉字并不是“难于上青天“的事--这个道理无论对繁体字或简化字都是一样。研究汉字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它也是汉字的优势之一:即,我们可以用这3500左右的单字复合成12-15倍的词汇,达到40000-50000个词。这是英语和其他拉丁化语言很难做到的。其原因是由于每一个单字的汉字都有其不同的含义,而字之间的前后搭配、互融就能衍生出一个新的含义。如一个”爱“字,我们可以组合成热爱,喜爱,疼爱,可爱,酷爱,怜爱,钟爱,友爱,情爱,宠爱,溺爱……,以英文为例,要表达这11种爱,不但需要信息量大,单字长,而且组合的方式远比中文复杂。 
        如果人们对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端午节”作为他们“文化遗产”记忆犹新的话,现在我们又处于“风声鹤唳”的时刻了:据可靠的消息,韩国可能正在准备申请汉字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台湾、日本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也要为汉字申遗呢? 
        千百年来我们的繁体汉字都是自然发展着的文字“生态”,直到近一百年才人为被“革了命”,而且被推进了一条拉丁化的死胡同。非但如此,那些人还要完全废弃文言文,将汉字从形式到内容来一个彻底地革命。总之,为了获得“现代性”,他们已将汉字这个数千岁的健康人草草率率地克了隆,并断生了我们现今的残疾儿--简化字。 
        如果抛开历史,不谈文明的持续性,单就理论上来说,繁体比这种刻意的扭曲性简化更具优势:繁体笔画多,组合复杂,但正于此,信息也多,而且具有相当的逻辑性,字体平衡,优美;简化字笔画相对少,组合简化,书写速度会增快。但是缺点也明显,由于信息少,往往造成混乱,尤其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这类的混淆就更为显著,如,凸发,突发;代表,戴表;军龄,军令;舞会,午会等。从美学的纬度而论--这方面中国的书法家与热爱书法的人都有同感,即简化字的字形缺少美感。 
        从简化的效益来看,自五十年代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以来,实际简化的字数是515个;加上简化的偏旁,算在一起是2000余个。据一位新加坡的学者的统计,《汉字简化方案》共列繁体字544个,平均每个字16.8画;简化后成为515个,平均每个字8.16画,每个简化字占原来繁体字笔画的50.7%。【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225-227页,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于是有人以此为佐证为简化字大唱赞歌。更有人将过去“扫盲的成就“来为”简化字不能走回头路“请命“。 
        诚然,过去,在我们充分考虑到在汉字尚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输入的字盘、无法使其与西文竞争进入技术时代这个弊病时,使用简化字的确使得初学者节约了书写的时间,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起到了一定的扫盲的作用。不过时代在变化,近年来,在我们的文字学家与电脑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汉字已经克服了重重难关,达到了可以“信息化“、”电脑化“的水平。所以简化字“好写”、“ 能节约时间” 的长处已经降低到最低的限度。现在的学生,尤其在大城市中,用电脑进行中文打字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而中国的农村也将步这个现代化的进程。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繁体与简化的汉字在速度方面实在无从比较优劣了,因此。反使简化字的缺欠突兀了出来。 
        再者,申请繁体字为世遗的根本原因是:繁体汉字是我们和所有汉字社会共同的文明遗产,而简化字只是近百年的“时尚”的结果,更何况它的归宿是拉丁化--这是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人都不能容忍的。 
        不过除了申遗的事是当务之急以外,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繁简并行,不要强制一方,双轨最后的结果是恢复传统的中国汉字。 
        本文是转贴相关的资料,希望大家别见怪,对于文化认识这样的根本问题来说,毕竟需要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而不是几句话打发人了事,本文与本站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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